08级文献综述优秀论文
撰稿： 编辑： 发布时间: 2016-11-16
【摘要】由于三曹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上所受的熏陶和接受的文化教育有着相同之处，这使得他们的诗歌有共同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建安风骨”特色。同时因为他们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方面的不同，三曹诗歌风格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就对三曹诗风以及导致其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成果作一阶段性疏理。
关键词：三曹；诗风； 差异；原因
前言
在中国诗史上，建安诗坛和盛唐诗坛一样是一个令后之来者心驰神往的时代，也是古人称之为“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时代，现代学者誉之为“文的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不仅出现了建安七子、蔡琰等杰出的诗人，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则是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
试看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1][1]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都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时期，“三曹”的创作烙上了建安的时代烙印。他们以自己的“悲凉慷慨”之情铸造出不朽的建安风骨。然而，曹操的诗风，兼具慷慨雄劲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风格“便娟婉约”；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其诗风前期豪放刚健，后期深沉悲凉。[2][2]是什么造就了三曹不同的诗风？本文就对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次阶段性的疏理，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三曹诗风研究概述
大部分研究者认同“三曹”诗皆多乐府。曹操现存诗21首，全为乐府诗；曹丕现存诗44首,其中乐府诗24首，徒诗20首，乐府诗大幅度减少，仅占55%；曹植现存诗96首，乐府诗51首，徒诗45首，乐府诗占其诗歌的53%。[3][3]然曹操以四言见长，曹丕以六言、七言、杂言创为新体，而曹植则大力书写五言诗。三曹的诗歌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他们同“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然而在这同样的“建安风骨”中，他们的诗风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1.曹操诗风研究
社会意识和忧患意识是曹操诗歌最为重要的两方面内容。他的诗歌多半是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诗歌的主要风格是慷慨悲凉、雄劲、质朴和古直。以慷慨、雄劲为主，出以深沉，偏胜于阳刚，在诗中直陈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种雄浑壮阔的悲壮美。[4][4]钟嵘《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5][5]敖陶孙在其《诗评》中指出：“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王世贞则在《艺苑危言》（卷三）说：“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胡应麟在《诗蔽》（内编卷二）中道：“魏武深沉古朴，骨力难侔。”周履靖认为“魏武帝自然沉雄。”沈潜德在《古诗源》（卷五）中说：“孟德沉雄俊爽，时露霸气。”[6][6]刘熙载也说：“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7][7]鲁迅先生说曹操的文章是“清峻”的风格。叶嘉莹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则认为曹操的四言体是继承了《诗经》的形式，属于古朴作风的一种。她认为“古直”是指，曹操的诗风是古朴的、不加雕饰的。“悲凉之句”则是一种气魄很大的悲慨，使人产生近于苍凉的感觉。[8][8]徐公持认为，“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旨，曹操诗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调，此即慷慨悲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际上就是曹操诗歌风格的自我概括。”[9][9]陈庆元认为“古直”，一方面是说曹操的诗比较接近汉乐府和《古诗》，较为古朴，不事雕绘；另一方面则是对渐趋华丽、注重文采的曹丕、曹植而言，同为建安使人，曹操的诗风和曹丕、曹植有明显不同。[10][10]还有学者说“操诗古拙质朴、沉郁悲凉、雄浑豪放。”[11][11]等。
显然，曹操的诗风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质朴自然，语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二是敞露内容世界，抒发沉郁的情感，形成一种悲凉、沉雄的风格。《诗品》是一本较早的对建安时代诗人批评的书，作者钟嵘将汉魏到齐梁之间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在《诗品》中曹操是被放在下品的，被放在下品的，自然是作者认为比较一般的诗人。现在看来，钟嵘对曹操品第的评价其实不太公平。然而，他对曹操的评语“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却是深有体会之言。他确实掌握了曹操风格上的特色，在钟嵘之后的研究者们大都沿用了“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一观点。此外，他们也尝试从气韵等角度分析曹操的诗风，把曹操的诗风研究推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
2.曹丕诗风研究
关于曹丕的诗歌，历来争议都是比较大的。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而曹植却是排在上品。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认为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12][12]
曹丕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以描写男女恋情和游子愁思为内容，其诗歌表现出细腻真切、委婉含蓄、清丽脱俗、跌宕多姿的文士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在《铭箴》中说：“其才清采”。[13][13]钟嵘《诗品》说：“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14][14]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中指出：“魏文帝，自然浮俊。”陆时雍说:“子恒逸而近风”。[15][15]王夫之在《古诗评选》中评价“读子恒乐府，即如引人于张乐之野，冷风善月，人世陵嚣之气，淘汰俱尽。”“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恒其孰得哉。”等。同时，他的《姜斋诗话》也指出：“子恒精思逸韵”。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五)中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陈柞明也在其《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中说：“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动盼，无非可怜之绪。” [16][16]徐公持则认为：“曹丕的诗歌揣摩人物心理相当逼真，加之刻画细腻，所以写得凄婉悲凉，颇得韵致。”[17][17]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陈庆元评价曹丕诗：“终觉得悲凉深沉，雄浑壮伟略有不足，曹丕诗多文士气。”[18][18]还有学者认为曹丕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在于其诗具有悲婉凄清、低回纤弱、秀雅温柔的风格。更有前人以美媛喻曹丕诗，曰：“子恒如美媛”等。
曹丕的诗歌情感内在，风格含蓄，情感并不那么突兀、豪气逼人，呈现出一种恬静柔和的阴柔之美，表现出清逸、婉约的风格。他的诗不强烈的刺激，却是一种缓慢的感染。在钟嵘在《诗品》中大力批评了曹丕之后，有这么一些人，不肯用心思，也不愿动脑筋。人云亦云，人家说曹丕的诗不好，他们也附会说不好，殊不知是哪里不好。唯独南朝梁时的刘勰，力排钟嵘之论，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称曹丕的诗歌是清逸的风格。这种看法，可谓卓识。他的这种看法也影响了后世。如王世贞、王夫之等。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学理念更趋于完善,研究者们对于曹丕诗风的研究也更加的理性、客观、成熟。
3.曹植诗风研究
三曹父子在诗坛上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曹植。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向于骈偶与华丽，注重诗歌对偶、铺陈和雕饰的曹植刚好顺应了诗歌发展的潮流。起到了“与人以阶梯”的作用。
曹植诗歌的内容及风格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他前期诗歌主要是表达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重在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矛盾激起的悲愤。所以曹植前期的诗歌呈现出乐观开朗，昂扬豪迈，清刚健美的风格，而后期的诗风隐曲深沉、哀伤忧愤。[19][19]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20][20]钟嵘《诗品》说：“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21][21]刘勰则认为他“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杨广说他“词藻华致”。敖陶孙在《诗评》中指出：“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周履靖在《骚壇秘语》（卷中）说：“曹子建斫削精洁，自然沉健。”吴琪《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说：“子建之时，檃括《风》《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其浑雄苍老，有时或不及乃父，清莹悲凉，有时或不及乃兄。”陈柞明说其诗歌“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凄婉、写得萧瑟、悲凉入听，有的流丽如意、以秀逸为长等”。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一）说：“子建乐府诸篇，意厚词詹，气格雄浑。”[22][22]胡应麟称赞其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23][23]王世贞《艺苑危言》卷三云:“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24][24]许伯虬云:“(子建诗歌)婉而不险，质而不靡，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忧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25][25]黄侃在《诗品义疏》里说:“文彩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余冠英在《三曹诗选·前言》里说:“民歌像清泉流过花园似的浸润着曹植的诗篇。”[26][26]袁行霈则在《中国文学史》中谈到：“曹植文采气骨兼备”。还有学者认为“植诗既有刚烈之风，又有儒雅之调”、“曹植前期华丽，长于描写，短于言情，后期诗作，既长于描写，又长于言情，既富于想象，也富于意境，既富丽堂皇，也深情宛转”[27][27]等。
在中国诗歌里，有一类是属于纯情诗人的作品，有一类是属于理性诗人的作品。曹植和曹丕也恰好是这么两种不同的类型。曹丕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曹植则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理性诗人总是有他的节制和反省，无论外边发生什么事，他都要经过自我思考和消化。在这种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在，或者说他内心有他自己的一个主宰。所以，理性的诗人往往比较接近固定的风格，纵有变化，也不会很大很明显。纯情诗人则不同，他们对外界的反应是直接的，比较缺乏节制和反省。事情怎样来了，他就怎样直接地反射回去。这样的诗人，他作品的风格也就很容易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曹植的诗风便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他少年时才思敏捷，又受到其父的宠爱和欣赏，所以前期的诗风任纵发扬。到后期环境起了变化，心情抑郁不平，风格也就起了变化，写了很多感慨和牢骚之辞。实际上，这些感慨牢骚之辞仍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刚刚受到压制的时候，他感到无法忍受，因此感慨牢骚表现为激愤和直接。可是当他的哥哥曹丕过世，侄子即位，他的政治状况仍没有改善，晚年更加抑郁苦闷，从而他的感慨牢骚也就从直接的激愤转变为间接的喻托。
二、三曹诗风差异之因研究
三曹诗文以及其在文学史上的煊赫地位，自古以来是文人学者关注的焦点，经久不衰。许多学者、研究者对三曹诗歌风格的评价甚多，而就其风格形成的原因，相对而言却尚少。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有涉及此方面研究的学者一般从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个性特点，文学思想等原因对其诗风差异进行考究。
1.三曹的生活经历、身份地位研究
三曹所处的时代、地位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曹操与曹丕、曹植兄弟，两代之间，经历相差悬殊。曹丕和曹植生活在同一时代，但不同的地位和遭遇又使两人亦迥然有别。
曹操身逢乱世，是曹氏基业的开拓者，他所经历的磨难，作为“守成之君”的曹丕，负有“公子之重”的曹植都远远不及。曹操从初登仕途，便锋芒显露。棒杀犯禁，不避豪强，威震洛阳；在济南“禁淫祀”，除残去秽，以致开罪权臣。后来讨伐董卓，起兵于陈留，斡旋于各军阀之间，直到初平三年，曹操为充州牧，收编了青州黄巾降卒三十万，军力方定。后征袁术、伐陶谦、战吕布、破张绣、灭袁绍，荃夷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北征乌桓、袁氏兄弟，遂定北方。建安十二年，曹操又开始南征，对吴蜀用兵。破荆州，下江陵，西征马超。曹操经过这么多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亲历艰难险阻，也目睹了人民的流离之苦。这为他现实主义的创作，无论是题材还是情感、思想方面都奠定了基础。其次，曹操对于统一事业的追求，对其文学风格的决定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由于他的大部分诗作都产生于戎马的征途中，没有用更多的时间推敲文字，对于他的诗歌质朴、古直的风格的形成应当也有一定的影响。[28][28]叶嘉莹认为，在曹操的诗里往往表现出一种悲哀的情怀。那是因为凡事英雄豪杰之士，当他们衰老的时候，都有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恐惧和悲慨。凡事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丰功伟绩，曹操觉得他所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所以对人生的短暂感到悲哀。曹操把这种恐惧和悲哀都写到作品里面了。[29][29]
曹丕虽然也曾“生长于戎马之间”，但经历远不如曹操那样复杂多难。自赤壁之战后，鼎足之势已成，他基本生活在“区宇方辑”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同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既没有曹操叱咤风云的经历，也没有曹植的那种辛酸遭遇。他对于时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难，就没有曹操和曹植那样痛切的感受、深刻的认识，更没有曹操那样壮阔的胸怀、渊深的见识、沉雄的气韵。因而他的绝大部分诗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多是男女爱情和离愁别恨之作及一些宴游诗、游仙诗。作品感情上比不上曹植的深沉，也赶不上曹操的真切，形之于言就没有曹操、曹植那样个性鲜明了。
曹植自幼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气氛的家庭中，少年时曾因超凡出众的文学才能而得到曹操的宠爱，同曹丕一样过着“怜风月，押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公子生活。但因他“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加上“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最终失去了曹操的宠爱，没有得到太子之位。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先是诛杀曹植的好友丁仪、丁康，以剪除其羽翼，后用封王的办法使曹植虽身为王侯却失去自由，常受漂泊之苦。自然，曹植再也无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尖锐矛盾，使曹植早期浪漫自负的勃勃雄心和英雄气概一变而为悲伤愤慨之情。曹植的这种特殊遭遇，使他的作品前后期出现明显的不同。曹植前期意气风发，基本以文采见胜；后期抑郁的感情进入他的作品，多以情动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
由于生活经历和身份地位的不同，便造就了诗人们迥然不同的诗风。曹操是一个文学家，但又不同于后来那些吟风弄月、咬文嚼字的文学家。东汉末年实在乱得很，而他却在乱世中说：“天地间，人为贵”。正是因为身逢乱世，心怀天下，所以在他的诗歌哀愁里总是结合着英雄的意志，有着一种唯恐这意志落空的忧愁。他将他的意志在作品中都说出来了，文辞上一点也不追求华美，也从来不作文字上的雕琢和修饰，完全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见人。他的“古”“直”完全是一种“惟大英雄本色”。曹丕的生活环境等和其父相比便安定的多，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诏，下了薄税诏，下了轻刑诏。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够把天下治理得更好。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流露出更多的是生命意识。他清逸、婉约的诗风正是缘于一代君王内心的迁逝感和无奈的达观结合的一种时代的悲音。刘勰说的“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对于作者而言，当一个人受到挫折的时候，其才能便无法从别的方面表现出来，就只能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但一个人如果有许多政治上的功业需要建立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写作了。正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说：“诗穷而后工”。对于读者来说，他们往往对这类的作者有一种同情、怜悯的心理。曹植后来大半生的精力都是从事于写作的，因为受到哥哥和侄子的压制，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的正事给他干，他只能够把一腔的感概和愤激都表现在诗里边。所以形成了他后期悲伤愤慨的诗风。而且，正由于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写作，所以他的诗和父兄相比，数量更大，范围更广，风格的变化也更多。
2.三曹的个性特点对其诗风影响研究
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 李泽厚先生等人认为曹丕所谧的“气”，“主要是被理解为艺术家个人天赋的气质个性，以及和这种气质、个性栩联的艺术家的才能。”[30][30]叶嘉莹也在《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说：“诗的风格与作者的性情才气之间，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31][31]操之雄，丕之婉约，植之清刚皆是。曹操深谋远虑、感情丰富。曹丕工于城府、善用心计。曹植率性而行、心胸坦荡。个性的不同，决定了三人诗歌的不同风格。
（1）曹操的个性特点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太祖少机警，有权数。” 曹操御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以致三分天下，的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从曹操平时的生活行为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具有政治家的品质。在《请增封荀或表》里，曹操充分肯定荀或在官渡之战中两次决策的重大贡献:“而或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不掠美，不隐恶，自愧弗如，坦坦荡荡；陈琳曾经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对曹操祖父腾、父篙和操本人进行人身侮辱谩骂，但陈琳长于章表书记，曹操在网罗人才时也能纳之磨下，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开阔胸襟；曹操为寻求人才曾三次下令求贤:《求贤令》、《救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完全打破了汉代选拔官吏的旧传统。试想在近两千年前的封建时代，敢于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举贤勿拘品行令)的，能有几人？就算是思想开放的今天，敢于这么做的人恐怕也廖若晨星。这充分显示了曹操非同常人的气魄。曹操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大手笔，举得起，放的下，他这种不拘泥于常规，应时而变的政治精神和魄力，对他在创作中敢于创新是有所帮助的，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呈现出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气势。[32][32]
曹操不仅有开阔的胸襟，而且也非常“直”。曹操因为国变故，在隐退之后又出来带兵打仗。他说希望能够封侯做征西大将军，将来死了以后在坟墓的墓碑题上“汉故征西将军曹候之墓”也就满足了。可是后来曹操的军事权力越来越大。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到会做宰相，现在我做了宰相了，人臣之贵已到极点，这已超过了我的希望。但是，他接着又说：“今孤此言，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的个性实在是非常直，所以钟嵘说“曹公古直”。[33][33]
（2）曹丕的个性特点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可见曹丕平时性格之旷达与不拘礼法，故有“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一说。
但曹丕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是争储，在争储的过程中，他长期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争储一事，对曹丕的性格有很大影响。青年时期的曹丕，魂牵梦萦于世子之位，在身为嫡子而地位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曹丕不能像乃父那样直率而为，他的性格，在争储一事中表现最多的并不是豁达，而是阴郁、深沉，富有心机，近于深谋远虑的内倾型。这种性格在诗文中表现为，他比乃父和弟弟更多的关心生命的意义，关心燕飨之事，他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思妇游子而非政治。笼罩在这些诗文上的，多是一股阴郁凄凉之气。[34][34]所以他的诗歌缺乏曹操《步出夏门行》(东临褐石)那样的气势，而谨慎小心。亦缺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那样的豪情壮志，更缺乏曹植“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那样的锋芒。[35][35]
（3）曹植的个性特点
曹植是一个率性而为，任性纵情的人，这样的个性注定了他只能是一名出色的诗人而不适合当政治家。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其幼年是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长大后经常跟随曹操出征。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他树立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养成了他倜傥不群，恃才傲物的个性特征。曹植也想像曹操一样，利用有限的人生建立个人的功业。[36][36]然而,在后期而对于功名事业的追求，以及政治理想的失落，严重的错位与反差形成了他独特的深沉抑郁的创作心理。曹植一生都坚持着他“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儒家政治思想。在他失意落魄之时，他没有像屈原一样选择死亡来逃避现实，而是不断地等待、寻求机会，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做一个孤独的守望者。这是他生命主线的悲壮之处，却也是他后期文学创作的情感源泉。
正如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而对于三曹父子尤其如此。曹操性格豪爽，所以诗歌语言简练质朴，刚健有力。他的诗多以描写汉末动乱现实和抒写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为题的。曹丕由于其处境的不一般，造成了他深沉，富有心机，近于深谋远虑的个性特点，他的理性使他不能够率性而为，所以诗歌才有了这般温丽婉约的风格，抒情深切。至于曹植的性情，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狂傲很任纵的人，不懂节制。外加上前期生活舒心惬意、后期生活苦闷压抑，使得他的诗风很容易就受外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生活前后期才形成了两种鲜明不同的诗风。
三、三曹文学思想研究
1、对文学作品的美学要求
曹操在审美观上追求的是质直自然。曹操一生重实际，讲效用，尚通脱，不追求浮华，不讲究形式。
曹操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的文学观点，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相符的表现，但是曹植的几篇诗歌中有所表现。曹植主张“歌以咏言，文以骋志”，这样以情为文，其作品才能充实有力。但只有内容的饱满，而缺乏艺术美的作品，同样不能感染人。为此曹植又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要达到“文义相扶”的境地。这就是说内容美与形式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建安文学注重形式美是很突出的，曹丕曾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37][37]
自从建安时代起，中国的诗歌就有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从钟嵘《诗品》对三曹的分发和评论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那个时代对诗歌文学的看法和诗歌文学的发展趋势。曹操处于建安诗歌的初期阶段，他的诗歌还多是汉乐府不事雕绘的风格。如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它的好，好在“文质彬彬”。内容和表现形式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是虽有内容却表现得不好，也不是词采太华丽内容却不够。曹操对作品的美学要求也如同这汉乐府一般，古朴、率直、“歌以咏志”。到魏晋南北朝以后，诗歌的发展趋向于骈偶和华丽。魏晋时代，乃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曹植的觉醒就表现在他对中国语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也就是说，从曹植起，诗人们就开始自觉地注重诗歌的对偶、铺陈和雕饰。这一点，虽然导致齐梁诗歌的雕琢，但从整个诗歌发展的历史看来，却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进步。所以曹植的诗风可以用“华”来概括。曹丕所提出的“诗赋欲丽”的主张，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征。不过，在魏晋时代，中国文学觉醒的大背景下，曹丕表现的文学觉醒更多的是体现在他走上了一条文学批评、衡量的道路。他写了《典论·论文》，论述了文学具有独立的价值。
2、文章的功用观
曹操的诗歌中，有多处出现“歌以言志”的句子，这体现了曹操对诗歌功能的一种认识。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他所说的文章，当然是包括在内的。可见曹丕对于文章的功用，认为应该是“寄身于翰墨”，使“声名自传于后”。
曹植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抒发感情、志向，期望“流藻”于后世。这种观点在他后期的诗歌，特别是一些“隐喻诗”中都有很好的体现。[38][38]
由此，最易看出，“三曹”同悲，但悲之不同的原因。所以他们悲出迥异的诗风。曹操的诗歌是咏唱一名乱世里的政治家心声，它慷慨、大气、苍劲悲凉且直。曹丕的诗歌体现的是乱世中的君王对生命的思考，所以细腻、温婉，如同小桥流水，缓缓而过。曹植的诗歌体现的则完全是自身的经历，根据经历的不同，所以昂扬豪迈、清刚健美，所以隐曲深沉、哀伤忧愤。
此外，三曹的诗歌风格，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从其各自的诗歌中看，《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对他们的影响较大。同时，与他们同时期的文人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影响。建安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曹氏父子统治的魏国。当时著名文人，多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和纲领，但是曹氏父子的政治观点、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当时文人的文艺思想和具体写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反过来，其他建安文人由于常常和曹氏父子，特别是曹王和曹植在一起饮宴游乐、唱和赋诗，对曹氏父子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三曹诗风具有明显差异。他们正是由于经历了汉末建安这个极其动乱的历史年代，所以在作品的创作上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同时也由于个人经历，以及各自所处的地位等原因，促使诗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曹操的诗兼具慷慨悲壮与刚健雄放的特点；曹丕的诗具有“便娟婉约”的特点；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他们的诗歌风格中存在明显不同的原因有三，一是生活环境地位的不同，二是个性差异，三是文学文学思想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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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魏公子无忌
撰稿：中文系08级 林深 日期：2009-10-22
【摘要】 魏公子无忌是战国时期魏国著名的军事家，他与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被后人并称战国四公子。文章主要从魏公子礼贤下士的君子作风，养士三千，门下奇人异士让敌国有“以公子故，不敢加兵。”的忧虑，和他与侯赢朱亥之间“士为知己者死”的美闻。，以及公子一生中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窃符救赵，还有后人对其窃符救赵行为的颇多争议入手，写公子的一生以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君子之道与任侠的风气。赵胜田文黄歇
关键词： 信陵君 侯赢 礼贤下士 窃符救赵
引言： 公子爱养士，礼贤下士之名远播，所以“堂中爱养三千士，玉袍珠履何缤纷，信陵一去几千载，堂中今无一人在”公子为一翩翩贵公子，却甘为看门人侯赢和屠夫朱亥屈尊枉驾，以国士礼人，人必以国士报之，于是有侯赢朱亥愿为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救赵魏公子问心无愧,从此闻名天下，为魏王妒，秦王惧，纵后来埋没终身也不悔。一生有“大梁上客挥孤剑，卧内兵符胜《六韬》。”“兵马临城孰解围？合从全仗信陵归.”的意气风发已矣，后事就让他人说去吧。
一． 公子其人
魏无忌，生于公元前224年，是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的异母弟，战国时期魏国著
公子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闻名于世。他两败秦师，威振天下，各国都派使者向他学习兵法，公子皆书其名，后世称之为《魏公子兵法》。《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中，就有《魏公子》二十一篇。
又因其虽贵为公子,却不以贵胄傲慢待人,大开侯门,礼贤下士,广泛接交天下英才的贤明，使各国有能的人士,纷纷慕名前往,争投于门下。公子的交游,不问血缘世系,不问财富职位,看重的是个人的能力技艺,上至经邦治国,下至鸡鸣狗盗,都是有所用的一技之长，极盛时期,门下的食客,号称有三千人之众。《史记•魏公子列传》载：“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时公子无忌威明远扬，令各诸侯国十余年不敢出兵伐魏。
可惜“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公子因谗言的诋毁再次被废止不用，心中抑郁无处抒发，只能日夜饮醇酒，沉迷女色，如此四年便因病而死。
1.礼贤下士 食客三千
公子之“好士”，“礼贤”是态度，“下士”是行动。他身为魏国的公子，富贵是必然的，对于门下的投奔的能人异士，公子从来不以贫富来区别对待，甚至听说那里有贤人，必欣然前往，他遵循着“礼”的规范，不论对何人都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气质令人折服，“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连太史公都对此啧啧称赞。
晋国在春秋时就有重用贤能人士的传统，“虽有楚材，晋实用之”。战国时虽然是赵魏韩三家分晋，但是和晋仍有着内在的文化渊源，举贤的良好风气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其中，魏国基本上还处于华夏民族的核心地区，受中原礼乐文化遗风比较深，魏公子信陵君身上正好体现了这种特质，他遵循温良恭谦的礼仪规范，吸收重用贤才，与侯生毛公薛公得相遇相识是公子人生中最大的得意，而正是这种君子风范，使得公子得遇如此贤人异士。李白的《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中写到：“邯郸能屈节，访博从毛薛。夷门得隐沦，而与侯生亲。”，王维《夷门歌》亦云：“公子为赢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这便是诗人对信陵君真能下士的由衷赞叹。
当然，时有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皆以养士闻名。然而,他们的“食客三千”却与公子有着天壤之别。明代王世贞在《史记评林》中说 ：“三公之好士也，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存魏也。乌乎同！” 王世贞在这里一针见血区地点明了信陵君与其他三位公子的区别。诚如王世贞所言，信陵君与“三公”的共同之处是“善养士”，只是他们“养士”的动机和由此体现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却有着巨大的差别。陈英姿在他的《战国四公子形象的分析比较》中也这样提到：“同是养士尊士，四公子展现的精神风貌并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养士的标准及自身的行为规范存在很大的差别。孟尝君‘招致诸侯亡人有罪者，舍业厚遇之.’他曾出任秦相，魏相，当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时，他说秦伐齐。平原君出使楚国挑选文武兼备的人才，二十之数都凑不满,却不知有毛遂,并利令智昏贪冯亭献上党的邪说.信陵君,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为大义窃符救赵。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上客的用武之地在于，‘皆摄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有一贤者朱英，他都没能完全信任。从这些情况来看，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不同的，与士之间的情感态度也有诚伪之分……”赵胜田文黄歇
如此，公子的礼贤下士有目共睹， “时无魏公子，岂贵抱关人？”（李白《送侯十一》）赞赏与钦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而“信陵死后无公子，徒向夷门学抱关。”陈羽《将归旧山留别》则是对信陵君之后鲜有真能下士者的感慨。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这段自述表明了司马迁对于信陵君的基本态度，那就是司马迁很欣赏信陵君礼贤下士的谦逊作风。正如明代茅坤《史记钞》所云：“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这个主题，也就是司马迁胸中之信陵君形象，司马迁在《魏公子列传》文末赞语中同样有明确表述：“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
2.颇知朱亥 礼尽侯赢
朱亥与侯赢两位，是领着公子窃符救赵,击秦军，救邯郸的贤人，亦是公子门下最为著名，甚至整个战国时期著名的“侠士”中人。他们与公子无忌的故事传唱了几千年的时间，让后人说尽了他们的是是非非，但不论是质疑还是赞成的声音，侯赢说出“北乡自刭”时的淡定自如，朱亥“椎杀晋鄙”的豪气万丈都成为历史不可泯灭的一部分。
说道公子“不耻下交”的轶事，莫过于他与侯赢朱亥和毛公薛公的知交的过程了，成为了在后世文人学者中广为传唱的美谈。
史载：“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可以说，侯赢之于公子就如伯牙之于钟子期，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时候也许有着钟鼓乐音的唱叹，著名史记研究专家, 北师大教授韩兆琦先生就在他著的《史记评议赏析》一文中谈到:“《魏公子列传》的主题思想是歌颂信陵君的礼贤下士和侯赢的士为知已者死。”韩兆琦在《史记评议赏析》上讲到侯赢时：“他不是那种凭三寸不烂之舌, 依附于统治阶级, 专门获取个人功名富贵的人。他隐居市井, 不慕荣利, 甚至信陵君去拜访他, 他都不肯见。当信陵君欲(厚遗之)时, 他不敢受。说‘臣修身洁行数十年, 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 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侯赢不是一个贪功名爱利禄的人，然而却甘为公子“遂为上客”，甚至于“北乡自刭”，为何？“侯赢用自己的死激励和坚定了信陵君的信念和决心，从而佐成了信陵君救赵却秦这一历史壮举，同时也用自己的行动为“士为知己者死”作了最好的注解，可谓开一代侠风。” (顾世严《一掬信陵坟上土，便如碣石累千金———论唐代诗人对<史记·魏公子列传>的接受》)《侠客行》中，诗人李白满怀激情地唱赞道：“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对朱亥、侯赢能“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品质的景仰之情真是无以复加。
“在在当时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做为贵公子的信陵君，能够不以 富贵骄士，只要闻有贤者在，就不惜屈尊相就，至于再三，确实难能可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礼贤下士不只是表现在接待贤士们的礼数上，更重要的是真正地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信陵君这方面的表现是突出的。”（赵志华《试析 <史记 >中信陵君与孟尝君的人物形象》）
诚如李晚芳所说：“为之用者贤，则用之者之贤愈见。”（李晚芳《读史管见》卷二《信陵君列传》）这便是修身洁行之侯生不得不为信陵死，匿迹末业之毛、薛不得不为信陵用的原因。“金椎夺晋鄙，白刃刎侯赢。”（唐尧客《大梁行》）即是唐人诗作中以贤者皆能为其所用来赞颂信陵之贤的一个例子。
3.对侯赢的自刎的争议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本是形容伯牙子期那段高山流水的友情。而现在，侯赢为公子“窃符救赵”能够成功的进行，愿与自刭来成全，这算不算亦是一种“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呢？侯赢的死在后人学者中的争议很大，对于他为谁而死，又为何而死各有见解，但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恐怕已经埋没于茫茫时间大河中了。
侯赢令后人最为佩服的在于他为公子献计窃符，更在于他最后的刎颈而亡。后人对其自刎的原因也争论不休。《史记》：“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司马迁用寥寥几笔写侯赢的死，却别有一番用意在其中。侯生献计之后北向自刭,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明代陈懿典说:“侯生自刭因侠烈之概, 亦料魏王知公子谋皆夷门擘画, 势必收而诛之, 故宁自杀以为名, 正是高处”《( 读史漫笔》)。这种说法因失之于消极, 故被后人否定。有人说是为了报公子的信任(今中学语文参考亦持此说), 但这种说法又被明人徐中行否定:“不然, 诚报公子即死耳, 何必数公子行至晋鄙军日而后自刭也?”徐中行认为是“世谓报公子, 余谓谢晋鄙也”《( 史记详林》)。因为晋鄙是无辜被杀的。但这种说法不力, 窃符救赵无辜者何止晋鄙一人? 如欲谢晋鄙则更应谢如姬, 窍符事一发, 如姬岂能幸免? 再说“晋鄙只知道谨守魏王的错误指令, 而完全不明白救赵的意义, 那他就是一个顽固而又无知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人, 候赢有无必要为他殉葬呢?”(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今人对侯生自刭的说法又有不同之处。“我认为侯生自刭乃是为了坚定信陵君夺晋鄙军的决心, 是企图以此来强化信陵君的信念, 叫他到时候不要手软。”“候生的死, 与《刺客列传》中田光的死意义不同”(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而沈振海在他的《论论侯生其人》一文中写到：“候生的死要和作者太史公的生死相联系。实际上司马迁在候生身上寄托了他自己的生死观。司马迁说:‘知死必勇, 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 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对死是很慎重的, 他自己就经历了生和死的选择, 他甘受宫刑,是为了‘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故‘隐忍以活, 举大名耳’。” “这么看来,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 生, 要生的伟大, 建功立业, 死, 也要重于泰山, 要惊天动地举大名。侯生修身洁行数十年, 他不同于荆轲, 豫让之类‘为知已者死’的人, 他是大智大勇的人, 他对待死是慎重的。” “作者写侯生, 写他出山的不易, 七十余岁才为人聘请; 作者写侯生的死也是不易的, 七十余年来他对此早就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抗秦救赵, 为了保全家国, 他死得其所, 也死得其时。也许他可以继续苟话些时日, 但这样活着的价值不如倏然而逝让更多人同情支持并怀念景仰的价值大…… ”
二． 大起大落的两个阶段
1.窃符救赵 客赵十年
这段时间，是公子人生大起大落的第一时期，窃符救赵的著名自不必说，它使赵国在水生火热中逃脱，大挫秦国的嚣张气焰，又间接的使魏国免于唇亡齿寒的境地，它让魏公子无忌这个名字扬名于当世，又远播后代，也使当时的魏王震怒，让他客居赵国十年，有家不能回。
公元前260年，秦国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全歼赵军。公元前258年正月，秦军进抵赵都邯郸城下，战至第二年仍不能克。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平原君的夫人。秦兵围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领兵十万救赵。秦王派使者威胁魏王说：“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恐惧，令晋鄙军留邺筑壁垒，名为救赵，实际为观望。田宜弘在他的《“魏王恐”析—<史记·魏公子列传>札记之一》中说：“当时的情势，强秦固然可怕，但也不是老虎的屁股，魏王的苦衷是，虽然怕秦国但也对信陵君不放心，总存几分戒意。这可追溯到早年魏王同信陵君举行棋类游戏时发生的事，那一次是信陵君预言北境为赵王田猎的事验证了，大概棋局也赢了，但是是后魏王畏公子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原来如此，魏王因嫉贤而畏公子，受其助益而不知感激，反生疑忌，致使救赵事愈弄愈僵”
“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王霸之伐也。”（《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遂依计而行，如姬果然盗得晋鄙兵符。“平原君夫妇不知其中的奥妙，一味催逼，若非侯赢，几成大祸，尽管如此，仍使大将晋鄙和隐士侯赢等丧身，信陵君客赵十年，付出的代价也算不小，不过，这个帐应由小心眼的魏王来结。”（《“魏王恐”析—<史记·魏公子列传>札记之一》）
信陵君要带人去调动晋鄙的军队，侯生又对他说：“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
公子一行至邺，要代晋鄙领兵。晋鄙合符后，表示怀疑，说：“今吾拥十万之觽，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表示不想交出兵权。关键时刻，朱亥从袖中抽出四十斤重的铁椎，把晋鄙打死。公子遂统晋鄙军，
秦军在魏军、楚军和赵军的外内夹攻下，大败，邯郸围解。赵王及平原君亲自到邯郸郊界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为公子在前引路。赵王一再感谢说：“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其后，魏王怒公子偷盗兵符、矫杀晋鄙。这一点公子自己也知道。所以在击退秦兵后，公子便遣军归魏，而独自与门客留在赵国，一直在赵十年。赵王与平原君商议，为酬谢存赵的功勋，欲将五座城邑封给公子。公子闻后，露出了矜功骄傲之色。有人劝公子说：“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史记•魏公子列传》）“长久的客居和价值平台的缺位,使信陵君渐渐在赵国的五座封邑面前呈“摇尾”之态,“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而最终门客之所以能及时惊醒他,是因为“负于魏”“以有魏”的推心之辞,他们以自己深刻体验到的心灵隐语为信陵君重申了价值中心之所在,呼唤信陵君复归其位。”(黄春黎 《从信陵君解读边缘人物的命运》）
公子窃符救赵的成功，既保全了赵国，亦将自己的名望提升到了极点，这件事成为公子一生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功绩，然而对于窃符救赵这件事的本质，却是历来文人学者争议最多的地方。
“荀子是信陵君的同时代人,他著有《臣道》一文,称信陵君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是明君之所尊厚的拂臣。荀子以为,君主有错谋错事,即将危及国家社稷之时,能够救亡存危,解救国难者,唯有谏、争、辅、拂四臣。谏臣,就是劝谏之臣。谏臣以礼劝谏君主,用则留,不用则去。争臣,就是死争之臣。争臣以生死强谏君主,用则生,不用则死。辅臣，就是辅矫之臣。辅臣能够合谋同力,率领群臣强力匡正国君,国君虽然不安,却不能不接受,国家的祸患由此得以解除,最终得到君尊国安的结果。拂臣,就是拂弼之臣。拂臣抗拒君王的命令,窃取君王的权力,纠正君王的错误,安定国家于危难之时,解除君王于失政之辱,最终大利于国家社稷。信陵君窃符救赵之时,赵魏唇亡齿寒的大局已明,晋鄙军出动越境,魏王途中畏惧狐疑,导致魏军鼠首两端,时局陷于非常,失去正常解决的余裕。”（李开元《秦帝国的民间暗流——进退两难的拂臣》）
“邯郸救赵北，函谷走秦兵。”（唐尧客《大梁行》）救赵却秦是信陵之贤的具体体现，诗人紧紧抓住这一中心事件，将满怀赞赏之情寓于冷静的叙事之中，他人虽累千百言亦不能道此。“救赵复存魏，英威天下闻。”（李白《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诗人对信陵其人的景仰和对信陵之贤的赞美深寓其中。“赵解重围魏再昌，信陵贤德日馨芳。昏蒙愚主听馋说，公子云亡国亦亡。”（周昙《春秋战国门·再吟》之一）以公子系魏国之存亡，其中既有对信陵之贤的赞颂，又有对魏王昏愚的谴责。
“在<史记>中信陵君与他的宾客最有影响的一次活动是“窃符救赵”。当时的形势是，秦国白起破赵长平军四十余万后，进而包围了邯郸，这时赵国的元气已损伤殆尽，面临着灭亡的危险，魏国和赵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赵国亡了，魏国也势难保全。因此救赵与不救赵关系着魏国自身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信陵君依靠着宾客的帮助采取了‘窃符救赵’的果断行动，因而挫败了秦军，挽救了赵国，同时也暂时稳定了东方六国的危险局面。”( 赵志华 《试析 <史记 >中信陵君与孟尝君的人物形象》)
然而，一些学者却对此事持着不同的看发，南怀瑾在他的《历史的经验》上谈到：“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
“表面上看，信陵君“窃符”的目的是为了“救赵”，但是，如果对信陵君窃符前后的情况作一番深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信陵君“窃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救赵”，他对于“窃符”与“救赵”将要带来的后果，有着自己的思考，对于诸多后果将给自己带来影响，也有自己的盘算……这些盘算，使信陵君成为了“窃符”的最大受益者。” “孤立地看，“窃符救赵”是件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壮举放置到具体的历史于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和“窃符救赵”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可歌可泣”、“义薄云天”，还有信陵君的“欺世盗名”、“讪君买直”，更有魏国的国祚中止、提前灭亡的命运。” （许晖 郭灿金《趣读史记：十大悬案揭秘——窃符救赵，信陵君有无利益驱动？》)
明人唐顺之著有《信陵君救赵论》,从六国救亡的角度,肯定信陵君窃符救赵无罪有功。他说:“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以兵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然而,唐文先扬后抑,转而却从君臣论的角度,指责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专重人际间恩信,无视魏王的权力威望,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他说“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唐生此议,以明代君主极权的专制臣道,衡量战国纷争时代的君臣关系,失之远矣。
公子的“窃符救赵”令后人争议，他窃符的对错，救赵的目的何在，为大义还是私心？往往令人疑惑，但有一个事实却改不了，在公子“窃符救赵”后，秦国的气焰有所减弱，也令赵国得以保存，公子的是非功过到底如何，就让历史的事实去评说吧。
2.驾归救魏 郁郁而终
这是公子大起大落的第二阶段，也可以说是公子人生的最后一段。驾归救魏，为的是有面目立于天下吗？当公子听完毛公、薛公的话，“脸色骤变”，这是太史公对公子为何回魏国的寥寥几笔描述，不多，却也能见公子愿为“先王之宗庙”救国的高义。结果，公子合纵抗秦，将秦军退于国门之外，但也因为秦的反间计，从此不为魏王所用，死于温柔乡里。
公子留赵十年而未归。秦闻公子在赵，多次出兵伐魏，魏军数败。魏王甚为忧虑，派使者至赵请公子。公子怕魏王恨自己，不肯回魏，告诫门下说：“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于是门客都不敢劝公子归魏。毛公、薛公见公子说：“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史记•魏公子列传》）话未说完，公子脸色骤变，当即催促驾车回魏国。
魏王见公子，相拥而泣，任公子为上将军，率统魏军。公元前427年（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使者向各国求援。各国闻公子为将，都派兵救魏。公子率燕、赵、韩、楚、魏联军西向攻秦，秦军败退。联军追至河外，包围了秦军。信陵君亲冒矢石，率先冲锋。全军士气大振，紧随冲锋。秦阵营混乱，秦将蒙骜因腹背受敌，被迫西退。联军乘胜攻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秦军紧闭关门，坚守不出。相持逾月，联军撤回。魏安厘王为表彰信陵君败秦收复关东失地功劳，拜为上相，封邑五城。
秦王深以公子为患，为离间公子与魏王的关系，派人持金万斤到魏国行贿，找到晋鄙的门客，叫他们诋毁信陵君说：“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王又几次派人假意祝贺公子，问他是否已经做了魏王。 “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便推说有病，不去朝见魏王，与宾客日夜饮醇酒，且多近女色。”如此四年，终于因饮酒过多，于公元前243年患病而死。
在这段时间里，魏公子无忌的人生从最低谷一跃而至辉煌之巅峰，又从峰巅而一落千丈至无底深渊，大起大落，无限曲折。“魏安釐三十年,秦国再次袭击魏国,给信陵君提供了重要契机。身带上将军大印败走秦军客居公子荣归故国;《魏公子兵法》蜚声四海,英雄韬略世人尽知。信陵君迎来了人生最后的高峰，但也迎来了更彻底的毁黜的结局。”
“魏公子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国土，受命于危难之际，披挂上阵，遍告诸侯，大破秦军，威震天下。这时候，魏公子功高震主是不争的事实；魏王的耳朵软了，私心重了，中了秦国的离间计，削了公子兵权。” 公子的死为人嗟叹，他不似文王、仲尼、屈原之类, 他未能‘论书策 ’、‘舒其愤’,而只是无声的沉沦酒色。对这个未能‘立言’以遣衷肠的信陵君,司马迁的倾心倾力却让信陵君从此永生。
对于公子的兵权旁落，最后郁郁而死的本质原因，学者们亦个有见解。明人唐顺之指责公子乃是人臣植党,背公卖恩之人“呜呼！自世之衰，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有重相而无威君，有私仇而无义愤，”公子如此作为，怎不能引来君主的猜疑呢？但田宜弘则认为，公子之所以被废，有秦国故使反间计，离间魏王与公子关系的原因，更在于魏王已然根深蒂固地对公子贤明以及名冠诸侯的不安和猜忌。“秦国正是看破了这一点，所以后来又日夜出兵东伐魏，当信陵君归魏抗秦，威振夭下时，秦又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且用万金收买晋鄙门客，令毁公子于魏王，终使魏王故态复萌，使人代公子将，信陵君不得已，只好谢病不朝，转好酒色，在痛苦愤感中熬过了四年，竟病酒而卒。魏王妒贤的毒根终于结下了苦果，信陵君一死，秦加紧蚕食魏，十八年以后，魏国就从历史上消失了。”黄春黎亦如此说：“魏安釐王对谗言“不能不信”之根本原因,貌似反常实为必然的伴君命运,信陵君心知肚明。” 而李开元先生则从拂臣的角度看，公子兵权的旁落以至后来的郁郁而终是必然的“历史上没有一位君王能够容忍拂臣,拂臣出现之日,就是君王危亡之时,拂臣以君臣俱伤的非常手段,拯救国家社稷于万难,不论成败与否,都失去了在同一君王下共生的天地。”也有一些民间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可以这样说，“窃符救赵”就是压垮魏国这只日益衰朽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自己的名声，鼠目寸光的信陵君无耻地利用了自己影响力，利用了自己的政治资源和长期培养起来的虚伪名声，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创造了一次回光返照的机遇，但这次机遇却是最后的疯狂，信陵君的愚蠢的欲望，终致害人害己害国。”
三．结论
公子的一生，有广纳贤客的美名远扬，有窃符救赵，驾归救魏的威名冠世，也有客居异乡的苦，酒色了残春的悲。
岁月的风不止，几千年这样的吹过，公子的故事，公子在那个时代所代表的“君子”的精神却还在流转，还在为后世人所争议所褒贬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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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英姿.战国四公子形象的分析比较(D).高等函授学院报.2006.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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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灿金《趣读史记》（M） 中国书籍 2007
[5]南怀瑾 《历史的经验》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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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田宜弘在他的《“魏王恐”析—<史记·魏公子列传>札记之一》(D)高等函授学院报 1996 第三期
[8]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M)中华书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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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诗词研究文献综述
撰稿：中文系08级 荆蕊 日期：2009-10-22
摘要：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用精湛的艺术笔触精心打造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林黛玉。生活在诗一样环境中的林黛玉同时也是诗的化身，在她短暂的一生中，用诗宣泄痛苦和悲愤，用诗抒发欢乐与爱情，更用诗表示抗议和叛逆。诗歌表现了她冰清玉洁的节操，表现了她孤傲不阿的人格，也表现了她美丽圣洁的灵魂。本文对近年来有关林黛玉诗词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性评述，感受她那敏感的诗人气质带给我们的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林黛玉 诗词 性格 意象 女性意识 诗词艺术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鸿篇巨著，它代表着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这是一部诗话了的小说杰作，它那行云流水般的诗文，犹如镶嵌在碧海蓝天中的一颗颗璀璨的名星，处处闪耀着智慧与哲理的光芒。《红楼梦》诗词运用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与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构成一体，诗词为塑造小说人物服务。诗词因为人的性格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不是千人一面、如初一炉。曹雪芹为小说第一女主人公林黛玉所撰写的二十多首诗词是书中两百多首诗词的精华，可谓费尽了心血。清人张潮在其《幽梦影》中论美人云：“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肌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吾无间然矣。”《红楼梦》中美女如云，恐只有林黛玉能当此评。尤其“诗词为心”一语，可借来揭示林黛玉之美的精髓。诗性之美是她美之所以为美的根源。《红楼梦》中，林黛玉诗词作品共计24首。本文从林黛玉诗词中折射出林黛玉的性格命运、诗词的意象分析、诗词中体现的女性意识、诗词的特点及其体现出的曹雪芹诗词艺术五个方面，对近年来林黛玉诗词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对以往的成果作一次阶段性的梳理，以便更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林黛玉诗词中折射出林黛玉的性格命运
1、哀婉的命运绝唱
黛玉的前世是一株绛珠草，抱着还泪的夙愿离开了灵河岸边；今生流了无数的眼泪，又怀着无比的遗恨辞离了人世。仿佛她已明白，她的人生就是一场凄美的悲剧，“冷月葬花魂”，凄惨而美丽。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风一雨都是黛玉哭泣的对象，也是她悲剧命运的影射。
杨萍在《论林黛玉的双重性格在其诗词中的体现中》提到：第四十五回中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是黛玉的一首堪称悲婉之绝唱，诉说了“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的愁情和“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的悲叹。她看出此时的大观园对她来说“已是秋窗秋不尽”的逆境了，她所追求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非但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与支持，相反却是“风雨助凄凉”，不断遭到贾府内外人士的围攻和打击。黛玉的四面受敌使她意认识到自己与宝玉的爱情终将成为泡影，“惊破秋窗秋梦绿”是她对爱情终将在横遭摧残中毁灭的不祥预感。眼前的景况是“罗衾不耐（奈）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而展望未来却是“不知风雨几时休”。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中，多愁善感的潇湘妃子见到的只有一片肃杀气，她的眼泪在她所见到的小天地里已找不到任何出路，她只能够“自向秋屏挑（移）烛泪（泪烛）”。
林黛玉在《葬花吟》中已经在追问和感预生命过程中的这一必然，死亡的不可避免。那么，在这首《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中她正在体验着这一死亡的气息。林黛玉可以说又一次被死亡扼住了咽喉，发出“谁家秋院无风入？何处秋窗无雨声”的追问。林黛玉所深切体察到的生存绝境、人生的不圆满、一切的稍纵即逝、没有永恒和不朽，在这样的体验里，让林黛玉的生命走向了孤独。[1]
令人痛惜的是，黛玉的伤春之作竟比悲秋更加凄苦悲凉。她的《桃花行》和《柳絮词》，字里行间都渗透着忧伤隐痛的哀音，描绘了林黛玉终至命薄如桃花柳絮，接近泪尽夭亡。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东风有意揭帘栊，花欲窥人帘不卷。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灿烂的桃花虽然依旧盛开，可今年的如花少女比桃花还要清瘦，连赏花、葬花的力气都没有了。“桃花桃叶乱纷纷，花绽新红叶凝碧。雾裹（裏）烟封一万株，烘楼照壁红模糊。”可见黛玉眼中看到的亦是一幅春光美景图，然而心中只有愁情的她却由胭脂想到了桃花，想到了人泪，用悲剧感情融合了她们的色彩美，唱出了哀婉的歌。“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短短的十句诗，竟用了六个“泪”字，三个“憔悴”，渲染的怎样一种花落人亡的悲剧气氛？难怪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2]
她的《柳絮词》与《桃花行》的思绪完全相同。飘零的柳絮让黛玉回忆起家乡的姑苏山，想到自己孤单无依、寄人篱下的处境，情不自禁的唱出了“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的哀婉之句。燕子楼是一座美丽的著名的楼，相传有个名叫关盼盼的美丽女子在里面住过，“香残燕子楼”是春去花落人亡的感慨。“一团团逐队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团团起伏的柳絮和无依无靠的黛玉实在是太相似了。接着她又好像替柳絮倾诉心中的不平，“空缱绻，说风流”尽管柳絮对春天一往情深，可有什么用呢？春天仍将不辞而别，不愿听飘零的柳絮倾诉衷肠，就好像自己一样，无论怎样的风华才貌，怎样一心追求美好生活与爱情，心事却总成空。“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草木”与黛玉曾自称为“草木之人”巧妙对应，初春的柳絮以白头出现来表现春色已去，这其中暗含着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的预言，又是怎样一种深情的自喻（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叹今生，谁舍谁收”，柳絮有什么命运？谁珍重它？谁爱惜它？谁收拾它？“嫁与东风春不管”，因为它是随风漂泊的，嫁给东风了，它就委身给吹来吹去的东风。如果说春天有个掌握百花命运的春神，那个春神注意过它吗？怜惜过它吗？“凭尔去，忍淹留”，任凭你漂泊，任凭你坠溷沾泥，没有人珍重，没有人爱惜。“忍淹留”，你怎么忍心还停留在世界上？世界没有人珍惜你，没有人看重你，你生下来就是漂泊的，所以“凭尔去，忍淹留”完全是黛玉的生平。[3]
《葬花吟》是黛玉感怀身世遭遇全部哀音的代表。“孤高自许”的才女，不安于命运却又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痛苦煎心，精神抑郁，无法派遣内心深处的苦闷、伤感，如骨鲠在喉，因而将满腔的怨愤化作一曲《葬花吟》。“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对未来的命运早有预感。
2、性格中的顽强斗争精神和对封建社会的彻底叛逆
许自凤在《从黛玉诗词看黛玉性格的悲剧美》一文中分析了林黛玉所作的《世外仙源》诗。里面讲到：林黛玉在《红楼梦》诗坛上出现是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一节里。大观园题咏实际上就是应制诗的一种变相形式。在这一节里，黛玉、宝钗等众姐妹等与宝玉一起，奉命题匾赋诗来颂记元妃归省大观园的盛况，而林黛玉所作就颇有应付的味道。在这首诗中，黛玉笔力集中在描绘大观园景致的美丽上而巧妙地回避圣颂，表现了一种居傲不逊、无视权贵的姿态。即使皇帝的贵妃也不放在眼里。不像宝钗诗那样到处露出谄媚的嘴脸，虽然钗黛的诗都得到了贵妃的赞赏，但二者的原因却不相同。宝钗诗虽然不乏文采，但以颂圣见长。黛玉诗则以格调俊美，意境清新著称，绝无媚上的表现。
《葬花吟》一诗是塑造林黛玉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征的重要作品。这首诗并非一味的哀伤凄恻，其中包含着一种抑塞不平之气。“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不是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则是在幻想自由幸福而不可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一首《葬花词》简直就是黛玉与她自己所处的罪恶世界彻底决裂的檄文，展露出她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及强烈的叛逆性格。在她的《灯谜诗》一诗中写道：“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两无缘”仿佛在说与宝玉的恋爱时要落空的。“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又进一步说明她素日的心情。从诗的后两句可以看出，即便是在自己追求的爱情没有把握、心灵倍受煎熬的情况下，她也绝不听任摆布，而是要自短暂的生命过程中珍惜时光、勇敢地斗争下去。同样，在她的另一首灯谜诗中也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斗争精神。诗中写道：“騄駬何劳缚紫绳？驰城逐堑势狰狞。主人指示风云动，螯背三山独立名。”这里“驰城逐堑”的千里马气势凶猛，不受紫绳的束缚，更是生动地展现出黛玉的奔放气概和叛逆思想。[4]
黛玉思想意识的最为闪光之处是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蔑视与背叛，对庸俗、偏见的抗争和嘲弄。这一特征在她的诗词中表露是多方面的，其中《五美吟》最为突出。这实际上是借古人情怀浇自己胸臆，把自己的愤懑和理想曲折地反映到对古代女子遭遇的评价中去。[5]咏西施，说西施因美而失去自由，不及东施因臭而自在。咏虞姬，说当叛徒被杀不如守义自刎。咏明妃，说悲剧由于皇帝所托非人。咏绿珠，认为绿珠为石崇殉葬完全不值得。咏红拂，“美人巨眼识穷途”赞扬与人私奔是正义的壮举。这些完全是与封建正统思想和社会舆论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四、五两首。封建社会一贯提倡并要求女子“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而黛玉认为，绿珠大可不必“效死与君前”，这种“落花犹是坠楼人”的从一而终是不值得的，大胆地对腐朽的封建思想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弄。
3、多愁善感和哀怨的性格特征
黛玉的三首长诗《葬花吟》《代别离·秋窗风雨夕》和《桃花行》都是她伤悼身世之作，其中《葬花吟》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全部哀音的代表。罗红伟在《从林黛玉诗词看其性格特征》一文中提到：“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通过这如泣如诉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到黛玉在这种处境中所受到的折磨和摧残，可以体会到这位叛逆者在预感到自己的爱情理想行将破灭时发出的花落人亡的悲痛和哀愁。同时，罗红伟指出：在《代别离·秋窗风雨夕》中，通过诗句“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寒烟小院转萧条，疏竹虚窗时滴沥；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我们可以看出，黛玉在秋华惨淡、秋景萧条、秋意凄凉的气氛中，由于自己病情加重，更由于环境的残酷，已没有了《葬花吟》中那种抑塞不平之气和傲世独立的态度，而是显得更加苦闷、颓伤，更加消沉了。而在《桃花行》中，“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凭栏人向东风泣，茜裙偷傍桃花立。”“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黛玉以花自喻，抒发了内心深处的无限感慨，更清楚地表明了命薄如桃花的黛玉内心深处的悲愤和哀愁。[4]
罗红伟在《从林黛玉诗词看其性格特征》一文中分析了黛玉所作的《五美吟·明妃》。“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黛玉通过绝代美女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抒发了红颜薄命的悲叹，寄托着自己漂泊异乡的深沉感慨。又借汉元帝将生杀大权交给画工而造成明妃离开汉宫的历史传说，表现出在冷酷的贾府中自己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不能自主的深深忧患。
罗红伟指出，这种多愁善感和哀怨的性格，在黛玉的《咏白海棠》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在冷清的月窟里缝白色的缟衣，多么颓丧；在秋天的深闺里悄悄哭泣，又是多么凄楚。“娇羞默默同谁诉？”是作者对自我心灵的真情独白，说明她有满腹的心事，但由于环境的压迫而不能向任何人倾诉，即是对自己的知音宝玉也羞于启齿，只好在西风落叶的季节，凄凄凉凉地送走一个又一个寂寞的黄昏。[4]
另外，在黛玉的《琴曲四章》《酒令》中也都反映出她这种哀怨的性格。罗红伟在评论《琴曲四章》中写道：“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这里说她远离家乡、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表现出她生活上、精神上的凄惨处境。在《酒令》中黛玉又以折脚雁自喻，发出了孤鸿失群般的声声哀鸣。
此外，笔者认为，这种多愁善感和哀怨的性格，在黛玉的《柳絮词》《菊花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4、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高洁品格
罗红伟的《从林黛玉诗词看其性格特征》一文中明确指出孤标傲世、目下无尘的高洁品格在她黛玉的的《菊花诗》《葬花吟》《咏白海棠》《琴曲四章》等作品中都有所表现。三首《菊花诗》是黛玉自示高标的集中体现。菊花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用来自喻的花，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征，在三首《菊花诗》中，每首都提到了酷爱菊花、以菊自喻的晋朝诗人陶渊明。生于黑暗、腐朽时期的陶渊明，在人生的抉择中选择了归隐，虽然是对那个黑暗混乱的社会的一种消极的反抗，但是在当时来说，这却是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保持自身孤高节操的唯一办法。陶渊明的高洁情操想来为正直文人推崇。在《红楼梦》众多的女性中，除了林黛玉，还有谁比她更接近陶渊明那种高洁的心胸？更有谁比她更能代表菊花那种清高、孤傲、正直的性格？从“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到“莫言举世无谈者，解语何妨话片时”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黛玉孤标傲世，感叹“举世无谈者”的傲岸之姿，更认识到她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葬花吟》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是她独抱百洁、至死不渝的宣言书。在《咏白海棠》中，通过“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等诗句，在赞美海棠的同时，也表现出她自己一尘不染的高洁品格。在《琴曲四章》里，她用“素心如何天上月”，表明在恶劣的环境里自己纯净的素心始终如皓月当空，皎皎明亮。
《葬花吟》虽然充满了凄楚哀伤的情调，但又并非只是缠绵悱恻。在哀伤中又充满愤怒和不甘低头的抗争，其中仍然有着抑塞不平之气。“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柳（李）飞。”就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娇憨少女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愿奴肋（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抔）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则是在幻想自由幸福不可得之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不愿受辱被污，又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6]诗中字字带血，声声带泪，典型地概括了黛玉进贾府之后痛苦忧郁的生活感受，是其悲剧人生的形象写照。同时，如泣如诉地抒发了这个封建叛逆者的满腔悲愤与强烈抗议，洋溢着一种抑塞不平之气，突出深化她的叛逆性格，从中透视出林黛玉的冰清玉洁。“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她冷眼看世态炎凉，“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用自己的斑斑血泪，倾诉人世间的冷酷无情，勇敢地对封建社会的罪恶进行揭露与控诉。并且，激愤地抗议：“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浊陷渠沟”，由此发出了《葬花吟》的最强音，表现了封建贵族阶级女性叛逆者在幻想自由幸福不可得时，也不愿受辱被污，不甘低头臣服的孤傲不阿最宝贵的品质。[7]
二、林黛玉诗中花的意象分析
花，是文人笔下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客体。花与文学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以花拟人、借花抒情或托花寓意，将人生的喜怒哀乐、升沉荣辱、生活习性、道德情操等通过花的不同品类，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表现出来，由花而生发出色彩斑斓、变幻多姿的意向和无尽的联想是文学家们的天才创造。[8]在《红楼梦》中，“女儿”与花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葬花吟》中林黛玉明写花，暗悲己，花成了黛玉的象征意象。“花谢花飞飞满天”，描写了一个极具动感画面，景色迷蒙中到处是飞花，花人融为一体，使我们很容易将花与葬花人联系在一起。“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由落花引出身世之慨，父母早亡，无根之人寄寓它们，在“如履薄冰”之险境中艰难生存。[9]黛玉看着春天过去，想到自己青春易逝；看到花落凋谢，想到自己的命运。她不满榆柳斥责燕子无情，其实说人间冷酷、人情纸薄；恨风刀、骂霜剑，实际是哀怜自己的际遇。[11]“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看见飘堕的花瓣，分外伤情。她希望自己能和落花一起，“愿侬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她即为眼前百花凋落而悲叹，更为自己未来归宿而忧愁。面对严峻的现实处境，她抱定“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的意旨。她既哭花，且亦悼人，到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已分不清她哭的是花还是人了，是悼花同时也是自悼。花的命运，也就是犹如一朵娇花的黛玉的命运。这首吟花绝唱，抓住了花与人的某种相似之处，通过巧妙的联想，以花寄情，移情于花，将花况人，顾影自怜，凄怆酸楚之状，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不忍卒读，可谓句句洒泪泣血，感人肺腑。[10]黛玉虽说是个千金小姐，每日里锦衣玉食，但同时她却也是个孤女，寄人篱下，谁给她精神上的慰藉呢？虽说有宝玉做为知心人，但却时时有对未来毫无把握的心绪，同时感到怅惘、迷茫，因此，铸就了她多愁善感，多嗔多怒，多情多泪的性格，为落花绣锦囊，为落花埋香冢，还要为落花悲泣。吟诗……这几乎不被人理解，可是我们联系黛玉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就能够理解了，也就是说典型环境才产生了这样的典型性格。于是在百花凋落的暮春时节唱出了这首葬花词，借花喻己，来倾诉自己满怀的愁绪和无名状的悲愤的。黛玉正如一朵馨香娇嫩的花朵，悄悄地绽放，却又在狂风骤雨中被折磨得枝枯叶败，悄悄消逝。[11]以“花”象征生命的美好与脆弱，是黛玉的悲歌、“女儿”的悲歌，也是人类生命的悲歌。[12]
《桃花行》和《葬花吟》同属一个基调。它之所以给人以诗情画意般的浓烈情趣，是由于作者以花拟人，以人拟花，桃花成了林黛玉纯洁优美而又红颜薄命的化身，渲染了她纯洁、高尚、优美的品格。
联系以菊比德的文学乃至文化传统，林黛玉“菊花诗夺魁”这一情节自然有深意存焉。同样是咏菊花，宝钗、宝玉、湘云、探春的诗都是暗示他们未来的命运，只有黛玉的诗是借物抒情言志。[12]林黛玉有三首咏菊诗，她将菊花引为同调、视为知己，以秀雅流利的诗句书写独特的感受，意新语俊，别开生面。如《问菊》一诗，诗人以菊花的知音身份，向菊花发问。诗中，无一字提到“问”，无一字提到“菊”，而字字说的“问”，字字说的“菊”，字字说的“问菊”，更字字说的自己。将菊花的胜利因素异化为人的社会因素，揭示了不同流合污、不追名逐利的高尚人士的普遍心理。[5] “孤标傲世”便是黛玉的自我写照。《咏菊》更是个性鲜明、秀菊惊人。“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这里的“素怨”、“秋心”有坚贞、高洁的含义，作者直接点名她笔下的菊花即陶渊明笔下的菊花，以菊自比的用意非常明显。[12]这是诗人欲仿效陶渊明追求高风亮节的期盼。《菊梦》则别有一种朦胧美，与诗题相得益彰。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叙写菊花所作的梦，真情实感在此和盘托出。
诗中的轻欲傲世，花开独迟，道出了她清高孤傲、眼中无尘的品格。如果说这是问菊，莫不如说是抒己之怀。在黛玉身上，我们似乎发现了东方宗教所具有的共同特质。黛玉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派遣反戏谑，使她奉佛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又颇作玄思，于是有“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的禅悟，在美学上追求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于是有“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的自我坦露。所以，作诗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做人则嬉笑怒骂，孤俏忧愤。这样自敛而又孤独的黛玉，终于被旧势力一点一滴日积月累的压迫吞噬了，她在静默中爆发，又回归静默，从始至终有着一种和谐的美和诗意，令人景仰，又令人怜惜。[13]
林黛玉在《咏白海棠》一诗中，借白海棠以自况，写出自己的高洁品格。首联头一句：“半卷湘帘半掩门”叙写白海棠含苞欲放的美姿，就像一个闺阁女子半卷半掩着绣帘，吐露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心态。“碾冰为土玉为盆”一句叙写栽培白玉棠的环境。栽种冰清玉洁的白玉棠必须用碾过的冰和玉制的盆子方才相配，这里对白玉棠的烘托和渲染已露端倪。颔联“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继续深化和烘托，是全诗的精华所在，主要在描摹白玉棠具有梨花的白净和梅花的风韵。为避免与梅花犯复，把梨花改成梨蕊，尤为精到，而蕊和魂都是花中的精华部分。梨蕊和梅魂互相映衬烘托，白玉棠的纯洁和诗人的高洁也就相得益彰。“偷”“借”二字用得巧妙，且对仗极其工整。颈联“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诗人进一步刻画白海棠，描写她像月窟仙子穿着一身自缝的白色衣裳，花叶上的露珠又像秋闺怨女滴滴的相思泪。尾联“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深”叙写白海棠像一个娇羞的女子空有无限的幽怨无人可倾诉，然后笔锋一转写花的无奈，在黄昏中倦倚西风。整首诗以人喻花，以花比人，相互交错。虽句句写花，实则句句喻人。[14]
三、林黛玉诗词中的女性意识
1、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
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被剥夺了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她们的全部生活都被束缚在家庭之中。实际生活中男女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当时女性作品中性别意识上的不平等，例如唐人小说《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是一个勇敢地冲破礼教束缚而追求爱情的女性，可是她写给对方的诗却说：“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又说：“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明显地居于被动、低贱的地位。这些诗歌中的女性意识比三从四德的闺范观念有所进步，然而在本质上仍然是屈从于男性统治的自卑意识。黛玉的诗则不然。当宝玉派晴雯把“半新不旧的两条绢子”送到潇湘馆后，黛玉“神痴心醉”，在绢帕上题诗三首。《题帕三绝句》不是黛玉的经意之作，却是她的肺腑之声。它们毫无雕饰，直诉胸臆，是黛玉经过长期相思煎熬而终于得睹定情之物的欢喜，是在封建礼教下苦苦挣扎的苦闷灵魂初见曙光后的感泣。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丝毫没有以往女性在追求爱情时的自卑感，而是以完全平等的心态对待意中人。这三首诗所咏的爱情纯洁清新，颇似友情，这固然与黛玉高洁的性格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她对于爱情中的男女地位持有平等的观念。显然，这比崔莺莺等人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5]
2、女性的独立意识
黛玉在《五美吟》中，鄙薄反复无常、苟且求荣、甘心得到耻辱下场的鯨布、彭越，觉得不如虞美人的“饮剑”于楚帐，借此寄托她执着追求自我，永不流俗的志愿。她讽刺汉元帝大权旁落，听命于画工，表现了自己不肯听人摆布、被人役使的独立性格。[16]她反对大多数人赞美绿珠以死殉情的观点，认为石崇对绿珠并无真正的爱情，故绿珠以死殉之实为石崇的“顽福”，意即石崇本来是当不起绿珠的报答之情的。至于《红拂》一诗公然赞颂蔑视权贵、主动与寒士私奔的红拂为“女丈夫”，则更是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张扬。所以，黛玉的这两首诗体现了她对女性独立地位的肯定，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观念的挑战。
此外，《咏螃蟹·其二》中，黛玉又以前所未有的豪放爽朗称赞螃蟹“铁甲长戈”的精神，闪烁着其叛逆性格的强光。
3、自我生命意识和自我怜爱意识
当一个人的所有追求，因为诸种原因，变成无以追求时，往往会产生一种绝望心理。面对绝望，心存梦想的人以超越来重新追求希望，不堪挫折的人则彻底自暴自弃，但热爱生命而无力主宰自我命运的人却只能选择自我怜爱。黛玉即最终选择了后者。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里，她心存梦想，曾努力追求爱情，也为自己的命运顽强抗争过，但她弱小的身躯实在难以抵御强大的封建势力所施加给她的种种枷锁，她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万般无奈之下，她只有以自我怜爱来发出内心的孤独哀叹，获取最终的心理满足。[16]这些，在《葬花吟》《桃花行》等诗中都有所体现。
四、林黛玉诗词的特点
综观林黛玉的诗词，我们可以发现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林黛玉的大部分诗词都是个性化的。诗人以她的聪明才智，呕心沥血地写下众多感人的诗篇，而这些美文又反衬出林黛玉的个性和风采。她的诗词真正成为《红楼梦》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没有林黛玉，就没有她的诗篇；没有她的诗篇，就没有林黛玉。
第二，林黛玉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曹雪芹在安排人物的行动时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曹雪芹自身的纸上之作。亚里斯多德说：“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以黛玉的《葬花吟》为例，葬花行动不是为了表现林黛玉的性格而安排的，那会变成从概念出处，而是通过林黛玉的葬花行动，显示出她那种多愁善感和追求真善美的个性。
第三，林黛玉的诗词大多数都含有“谶”的作用，随处都散发出浓浓的哀音。哀音三部曲如此，《咏菊》《唐多令》也如此。甚至是臧否历史人物的咏史诗《五美吟》（除（《红拂》外）也是如此。她所选的历史人物都得不到善终，如西施的自沉、虞姬的自刎、明妃的出塞、绿珠的坠楼。诗人选择这些题材，一方面是这些人物有可欣、可叹、可悲之处，另一方面是这些历史人物在个性上、遭遇上、背景上有与她共通之处，使诗人能够找到“谶”的依据点。
第四，林黛玉的诗歌题材可谓多样化，诗有歌行体、四言诗、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词有小令。曹雪芹这样安排，目的是让林黛玉这位卓越的红楼女诗人展示她无体裁不精、无题材不切的高超诗艺。另一方面，脂批就曾指出曹雪芹有传诗之意，林黛玉的诗词体裁的多样化，亦可证明曹雪芹的确有这种意图。
第五，诗有阳刚美和阴柔美之别。
五、从林黛玉诗词看曹雪芹的诗词艺术
曹雪芹传世的诗词有140多首，这些诗词全是以《红楼梦》这部不朽名著为载体而留传后世的。纵观《红楼梦》诗词，曹雪芹诗词创作的卓越成就表现在题材广泛、诗风多样、一题多韵、品类齐全等方面。[17]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中的诗词体现出了作者的诗学观念——言为心声。
《红楼梦》作者不仅“按头制帽”地根据人物的性格为人物代拟了不少的诗词，而且借人物论诗谈到了很多有关作诗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过程。蔡义江指出：“曹雪芹对诗的见解是可以通过小说中的诗论看出来的，但不可能是全部，也与他以自己的身份来写一部诗话不同……只要不把《红楼梦》中的诗论，不加区别地、简单地等同于曹雪芹自己的诗论，而是有分析、有鉴别地去看它，那么，从这些经过艺术加工而变得个性化、通俗化了的诗论中，仍是可以看出曹雪芹在诗歌方面的某些见解来的。”结合文本，作者通过人物论诗，至少表达了一下几方面的诗学观念[18]：
1、强调了诗歌立意的重要
第三十八回，黛玉菊花三首夺魁，李纨说：“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第四十八回中，黛玉教香菱写诗也说：“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这叫做不以词害意。”由此可见，曹雪芹要求立意要“清新”，要“寓大意”，而且不能“以词害意”。也因此他讲究诗歌要有“意趣”。
2、反对搜奇捡怪，避免诗风极端化倾向
第四十八回，黛玉论诗道：“若果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是使得的。”香菱也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又说：“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同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同样是强调不拘泥于“平仄虚实”，把“格调规矩放在末位，讲的仍然是不用形式约束内容。
作者也常常借人物的评价表达自己对诗歌极端化倾向的反对。如第三十八回，黛玉菊花三首夺魁，她却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伤于纤巧些。”第七十回，宝玉猜出《桃花行》是黛玉所作，他的根据是“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又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是断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作者借众人之口表明自己的观点：创新是好的，但过犹不及，不要过于追求“清奇诡谲之语”。
3、欣赏和容纳不同的诗歌风格
在作者的诗学观念中，无论是“风流别致”“含蓄浑厚”，还是“缠绵悲凄”“情致妩媚”，只要能做到“立意新”“有意趣”，而又不偏颇，不落套，就是值得推崇的好诗。
不仅如此，从黛玉诗词中，我们看到曹雪芹诗词启蒙思想中的人的真情之美、本性之美。《红楼梦》的启蒙主义思想意蕴，其中心就是表现“人的发现”的问题，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19]林黛玉身上所高扬的本真之美，是做成《红楼梦》内在精神的重要部分，成就了作品经久不息的生命力。曹雪芹以其深刻的思想意蕴，诉诸典型环境中的艺术形象，传达出最伟大的人文关怀，值得我们敬重。
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艺境探微》认为：“敏感的诗人气质是林黛玉的性格之所以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的重要因素，诗的境界、诗的氛围培育了她的风神秀骨，使她在十二钗‘群像’中，始终荡漾着清新雅丽的特殊韵味，博得读者的同情与爱怜。林黛玉艺术形象这一渗透着诗情的个性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辉煌的独特的创造”。阅读林黛玉其人，解读林黛玉其诗，她骨子里所焕发的，她诗词中所浸透的精神气质或风采将青春永驻。
林黛玉诗词一直以来受到评论研究者的重视，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钻研，对林黛玉诗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林黛玉诗词所作的综合性评述，希望能对林黛玉诗词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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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沉沦》主题思想研究综述
撰稿：中文系08级 郭珅林 日期：2009-10-22
[摘 要]
《沉沦》是1921年出版的郁达夫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发表后轰动一时。尽管毁誉参半,却被看做是郁达夫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此部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非议，很大一个原因是郁达夫在作品中对性苦闷的大胆暴露和描写。倍受广泛关注的《沉沦》，人们对它褒贬不一，就其所表达的主题至今仍众说纷纭。本文主要是对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总结，并据此探究郁达夫在《沉沦》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情感和追求。
[关键词] 郁达夫 《沉沦》 主题思想 郁达夫小说 小说评价
《沉沦》作于一九二一年，小说集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他渴望着身心的自由和爱情，但因为他是“弱国子民”而在日本备受轻侮和嘲弄，他向往自强而又无力自救，只能以病态的方式表达苦闷，最终不能自拔而沉海自杀。《沉沦》写作的历史背景是“五四”前后。“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前后有着某种相似，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巧合。受到欧美思想先驱者的启示，中国的时代先觉者们在“五四”前后提出了“个性解放”的口号，《沉沦》则大胆直率地表现出作者的自我情感和对社会历史进步的呼唤。《沉沦》由于郁达夫所处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影响,不仅表达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曾有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隐痛，同时也体现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以及对传统道德抉择的两难等文化社会学价值。鲁迅曾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39][①]五四新文学可以说因个性的解放而滋长了个性解放。个性解放作为一种思想历史潮流,犹如狂风暴雨冲击着几千年封建伦理道德。在重主观、尊自我、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里,郁达夫个性解放的色彩尤为浓烈。郁达夫也说:“五四运动在文学上促生的新意义,是自我的发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40][②] 而《沉沦》的主题思想正是郁达夫在“五四”时期的自我情感。
一、《沉沦》的主人公形象
《沉沦》写的是一个“零余人”、“漂泊者”的形象。郁达夫在《忏余独白》里这样描述作品的主人公:“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41][③]这类“零余人”的特征表现为：穷困潦倒、苦闷绝望、意志薄弱、堕落自戕，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形象。在“五四”落潮后，这类“零余人”很有代表性，一部分小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思想上的压抑和情感上的苦闷，又缺乏开拓进取精神,便怨天尤人，作践自我而不能自拔，扮演着被时代的潮流所抛弃的角色。在《沉沦》里，郁达夫以率直大胆的告白,给中国旧礼教犹如投去了一颗猛烈的炸弹, 对此郭沫若曾评价道:“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的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 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42][④] 书中主人公“他”由一个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青年逐渐陷入了无法解脱的苦痛折磨之中，在决心葬身大海之前，面对遥远的故国，哭诉自己轻生的原因：“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活，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兄弟，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挤我出去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呢！”[43][⑤] “五四”时期是人性觉醒、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而主人公“他”的这种苦闷和心胸所代表恰恰就是“五四”时期那些受压迫，受欺凌，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心理。“他”一方面软弱多情,另一方面拼命挣扎,都不甘沉沦,却又内困于情欲。这种反映,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将“现代人的苦闷的人物个性”反映出来，而反映出来的却是郁达夫本人。郁达夫写出了他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思想情感。另外，现今有的学者认为《沉沦》之所以经久不衰，其魅力在于形象地揭示出了人性深层次中的矛盾，“他”酷爱自由，却又多愁善感；热爱生活，却不被人理解；才华横溢，却又无所作为；渴望爱情的甜蜜，却只是获得冷遇；热爱祖国，又得不到祖国的温暖，等等这些矛盾充塞了他的心灵，他为此不安、动荡、痛苦、挣扎，渐渐变态，直至自杀。[44][⑥]
二、分析《沉沦》主题思想及郁达夫思想情感
《沉沦》一直以来都成为众多学者所研究的对象，然而近10年以来，对其主题思想的研究仍是极其广泛的，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下面是近年来学者对《沉沦》的研究和见解。
在研究郁达夫的思想追求这一方面，余蕾在湖南社会科学报发表的《郁达夫小说研究综论》一文中提到，郁达夫的小说不管它的主人翁是谁，读者都能再他们的身上看到作家本人的影子，他的小说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生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郁达夫，无论是在充满民族歧视的日本，还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的祖国，他都感受到投无国门，怀才不遇的痛苦，意识到自己“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世无损”的多余人的地位。而在生活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苦闷是与他忧国忧民的情操相联系的，他希望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也愿意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伸出援助的双手，但是他却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45][⑦]河南驻马店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王玉成的一篇《从<沉沦>看郁达夫的思想追求》则写到，《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和赤裸裸的描写刻画了一个留日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寻求纯真友谊和爱情而不可得, 以及身处异域而直接感受的民族歧视和由此产生的孤独、寂寞、变态的心理状况。淋漓尽致叙写了主人公由于异族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遇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表达出一个“ 弱国子民”的自卑感、屈辱感以及由此而寄希望于祖国快快富强起来的迫切愿望。这是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雕塑出的最早的、染有时代病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是一个终于由精神上的沉沦而走向生命的毁灭, 成为一个无害于人也无补于世的“ 零余者”的形象。实际上, 这正是作者郁达夫“ 自我影像”的鲜明体现。郁达夫在《沉沦》一作中, 真实地流露出其复杂的思想情感, 体现出其仰慕光明, 寄希望于在“ 沉沦”和“ 净生” , 在“ 沉浮” 中“ 见希望”的鲜明思想和人生追求。[46][⑧]
这种思想和追求, 不仅是作者本人的思想体现和理想寄托,而且,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 这也正是代表了“五四”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中国近代文学的一种进步。华南师范大学的梁吉在《对郁达夫小说<沉沦>主题的探讨》里这样认为，“《沉沦》以主人公‘他’的心理、行为交替地描绘出了青年在调和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的困惑和痛苦，体现了郁达夫对人生、对社会执着朴实的率真精神。”“郁达夫直面现实、不避丑恶，用独特的构思和笔法在《沉沦》中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在处理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所呈现出的迷惑和苦”[47][⑨] 。重庆师范大学的马俊杰在2009年发表的《用“民族意识”普度“个人欲望”的迷失----<沉沦>文本的再解读》里认为，郁达夫在《沉沦》里把主人公“他”的性苦闷和整个时代联系起来，把欲望得不到满足和政治上的不得志和祖国的忧患联系到一起，将现代个人欲望转化为民族政治情绪。[48][⑩]总的来说，《沉沦》主人公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情绪和变态心理，正是作者深刻而又复杂的思想情调和人生追求的直接反映，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真实地流露出了其复杂的思想情感。
近期，还有学者这样认为，“《沉沦》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与作品中极为大胆的性苦闷描写有关。《沉沦》通篇所着力描写和渲染的就是忧郁,苦闷,性……尤其是窥浴、偷听等情节,对性苦闷描写比较露骨,有过和不美的不足,但也应该看到,对性苦闷的大胆描写,是对生命的自然的再现,艺术地表达了现代性爱意识与传统性道德的碰撞冲突。” “郁达夫作品中这种大胆的性苦闷描写是对不合理的封建禁欲道德的挑战。”“《沉沦》等作品中性苦闷的描写是作家把它作为一种‘时代病’的症状加以暴露,以此反抗社会的结果”[49][11] 。而我认为无论是“性的苦闷”,还是“生的苦闷”,都是当时社会现实在青年一代身上的再现。郁达夫就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
三、从不同角度审视郁达夫的小说及评价
近三十年来，一批论者重新审视郁达夫的小说, 又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这时的郁达夫小说研究者们已充分意识到前一个时期郁达夫小说研究重思想分析轻艺术分析的弱点, 因此在他们的评论文章里特别加重了对郁达夫小说艺术特点的剖析。这类研究文章有邢铁华的《郁达夫论----他的小说和艺术》[50][12]、董修智的《郁达夫和他的小说创作》[51][13]、温儒敏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52][14]、李永寿的《郁达夫的思想和创作述评》[53][15]、董易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54][16]、张恩和的《郁达夫小说漫议》[55][17]等等。其中董易的《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则从思想、艺术及创作风格等各个方面对郁达夫的小说进行又一次总结式的评价。
然而，这个时期郁达夫的小说研究开始从总体性的评价走向了细致深入, 出现了大量的研究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某一方面特色的专题文章。如任苏民的《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56][18]、赵园的《郁达夫“ 自我” 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兼析<青烟>》[57][19]等文章, 着重探讨郁达夫小说的浪漫主义特色张国祯的《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58][20]、章渡的《论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色》[59][21]等, 则重在分析郁达夫小说的抒情特色袁凯声的《论郁达夫小说中的“ 零余者”》[60][22]、赵晋华的《郁达夫小说中的“我”》[61][23]探讨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特点；而有的论者则对于郁达夫小说的独特的语言风格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如葛邦祥的《纤语寄幽情----论郁达夫的小说语言》[62][24]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现既显示了新时期郁达夫小说研究的空前繁荣, 也使得郁达夫的小说研究走向了深入。许子东的《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63][25]一文代表了这类文章的研究水准。文章认为郁达夫作品的浪漫主义“ 实际是一种占主导性的创作精神, 而现实主义则主要是一种创作手法” 。郁达夫小说的创作方法“虽含有现实主义的因素, 但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并进而指出“郁达夫作品中某些近乎于‘消极浪漫主义’ 的美学特征不能掩盖他‘积极浪漫主义’ 的精神气质, 他的后期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有所增加, 但浪漫主义始终是风格的基本倾向”。而对此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曾华鹏、范伯群的《论郁达夫》[64][26]认为郁达夫作品的基本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 但并未作具体的论述, 而这篇文章则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90年代初期以后，郁达夫的小说研究进入了一个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多元化的时期。此期间，有艾津的《在浪漫抒情的家族中— 卡夫卡和郁达夫比较观》[65][27]、耿宁的《自我· 生命· 文学----西方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和新浪漫主义文学对郁达夫文学思想的影响》[66][28]，他们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郁达夫的作品，还有纪秀荣的《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67][29]则从美学的角度来评价郁达夫的小说，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运用了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研究郁达夫的作品，如黄爱华的《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68][30]等等。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全新的切入角度我认为都给郁达夫小说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对郁达夫小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结语
郁达夫《沉沦》这部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众多学者们所热衷研究的书籍，郁达夫的小说研究也一直受到关注。本文则通过对《沉沦》中主人公的形象研究、分析《沉沦》主题思想及郁达夫思想情感、收集了近三十年郁达夫小说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郁达夫的小说及评价这几个方面，对《沉沦》和郁达夫的思想情感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总结，以期能对《沉沦》主题思想或郁达夫小说思想情感的新研究有所帮助和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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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余 蕾《郁达夫小说研究综论》 [ A ] 湖南社会科学报 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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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温儒敏 《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 J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年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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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董 易《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初探》 [ J ] 文学评论 198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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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任苏民 《试论郁达夫小说人物塑造的浪漫主义特点》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2,(02)
【19】 赵 园《郁达夫“ 自我” 写真的浪漫主义小说----兼析<青烟>》《十月》1981年2期
【20】 张国祯 《郁达夫和我国现代抒情小说》 [ J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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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赵晋华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7,(04)
【24】 葛邦祥 《纤语寄幽情----论郁达夫的小说语言》[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 03期
【25】 许子东 《郁达夫风格和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 J ] 文学评论 1983年第1期
【26】 曾华鹏、范伯群 《论郁达夫》《人民文学》1957年5、6月号合期
【27】 艾 津《在浪漫抒情的家族中— 卡夫卡和郁达夫比较观》 [ J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年02期
【28】 耿 宁《自我· 生命· 文学----西方世纪末非理性主义思潮和新浪漫主义文学对郁达夫文学思想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 1994年01期
【29】 纪秀荣 《郁达夫小说的美学追求》[ J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04
【30】 黄爱华 《郁达夫的“变态艺术人格”及其成因》 [ J ] 学术月刊 19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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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的语言特色研究综述
撰稿：中文系08级 符筱 日期：2009-10-22
【摘要】：《挪威的森林》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1986-87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一经发表，立刻引起了轰动，截止2000年，小说已发行了1500多万册，是一部内涵深刻的畅销小说。许多文人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挪威的森林》畅销的原因，本文是我从语言特色的角度总结前人的经验，对《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作的一篇研究综述。
【关键词】：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语言、独特幽默、平淡洗练、优美感伤。
《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最畅销也是风格最为独特的一篇，村上春树在自叙中说，这部小说是他对一个和以往写作风格不同的新风格的尝试。也许是这部半自传体小说本身感伤情节的需要，读《挪威的森林》，让人犹如站在“仿佛全世界都下着细雨辽阔的大草原”;穿行于秋日温暖阳光照射下的堆满落叶的林荫小道;时而又瞬间坐在开往东京郊区的电车里……那平缓舒雅、细腻感伤的诗一般的语言，有一种让人置身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力，使广大的村上春树迷发出这样一个感慨：《挪威的森林》，含着泪，我们一读再读。
一、独特的修辞与黑色幽默。
杨兰在《论挪威的森林的艺术特色》中说：在《挪威的森林》里，作者将比喻、类比、夸张等修辞手法运用得十分娴熟而不落窠臼。如 “左边的床上没有皱纹的身体是直子的”小说中，“脸上有很多皱纹”的玲子说出这话，既是对直子那无暇胴体的羡慕和爱怜，也是对自己青春逝去的无奈与自嘲。这就比用白描的手法直接描写直子身体的白皙嫩滑而丰富得多。又如绿子问渡边：“喜欢我的发型？……好得不得了……如何好法？……好得全世界森林里的树统统倒在地上。”作者将发型与树木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到了一起，咋一看有点荒诞小说的意味，但是细细品味，却合乎情境，仿佛置于那个环境中，自己也会作出那样一个比喻似的。而这些巧妙，独特的修辞也在通篇弥漫着感伤情怀的小说中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王庆生的《论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策略》认为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中用独特的比喻，压抑的调侃，可以的潇洒表现出苦涩的幽默。他的比喻往往一反常规，把基本不相关的东西连接起来，而这恰恰就是村上语言的一个有趣之处，给人以出乎意料之外却有又在情理之中的感觉，有新颖脱俗、发人深思之效。
第2008年第10期的商业经济报中，吕秋薇在《浅析挪威的森林畅销的原因》一文中写到：村上春树的语言中含有不动声色的幽默和独特的想象力。村上春树把理性、幽默、深情和活泼完美的融合进了一种语言风格中。
林俊超的《清舞挪威的森林》中说《挪威的森林》一切的幽默逗依附在跳跃的比喻上，就比喻而言，或许不形象但是绝对生动，因为它们闪着知性的光，渲染着作者所刻画的那种独特感觉。
二、平淡洗练的语言
《挪威的森林》译者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艺术魅力》中说，《挪威的森林》小说情节是简单的，笔调是平淡淡的，语言是洗练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小说想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与死？死与性？性与爱？坦率与真诚？一时竟很难回答。读罢掩卷，只是觉得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奔波于风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着暴风雨过后的沉寂、大醉初醒后的虚脱……
王庆生在《论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策略》一文中写到：《挪威的森林》中人物对话简练，干净利落，而又异彩纷呈，曲径成文，所以尤其显得光鲜生动、引人入胜。
蒋敏的《挪威的森林创作特色解析》中说《挪威的森林》全文语言简洁明快而又寓意深刻，读者能从中体验到全新的叙述氛围。村上春树完全拒绝了日语中拖泥带水的胶着状叙述强调，他的叙述简洁明快，自然传神，全无机械生涩的滞重感。
吕秋薇在《浅析挪威的森林畅销的原因》中写到：《挪威的森林》通过精炼简介的语言来表现，这也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
林俊超的《清舞挪威的森林》中说《挪威的森林》清雅平淡的语言里，没有奢华的糖衣，不是堆砌辞藻的空洞，有别于身边充斥的糜烂文字。而就是这样深入浅出的文字，干净的赢得了读者的心。
评论家白烨先生在《我读挪威的森林》中说：《挪威的森林》在语言及人物对话方面运用大量经过选择、提炼的生活话语，以其质朴而机智、自然而精巧的独特韵味，表现渡边等人的独特心绪与特定个性，所有这些都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优美细腻的感伤的语言基调
《析挪威的森林畅销之原因》的作者周淑茹认为《挪威的森林》整部作品具有极其浓郁的抒情色彩，低沉婉约如同一首小夜曲。小说主人公在诗情画意的背景下演绎着动人的爱情故事，令人仿佛重回青春，重新踏上自己的感情曾经流淌过的河床。小说极富日本文学悲美的特质，给人以无以伦比的审美享受。
肖锋在《叙述事件的魅力——解析挪威的森林》中写到：《挪威的森林》以优美、娴静的笔调抒发了对青春易逝的感伤情怀，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淡淡的莫名哀伤。
蓝凯泰的《村上春树和他的青春小说挪威的森林》里说《挪威的森林》叙事舒缓细腻，文字优美清丽，富于文采，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
王庆生在《论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策略》中写到：《挪威的森林》文字优美清丽，抒情传神，自然流畅，作者韵味独特的文笔，像清澈的泉水，侵润着读者的心灵，给人以一种御风行舟的快慰和阅读时特有的美妙与满足，使人感受到村上春树唯美的艺术追求。
郭勇在《穿越生与死的界线——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说：优美的行文、浓郁的抒情性是《挪威的森林》得以打动读者的重要原因。
《挪威的森林》被称为“永远的青春读本”，它轻描淡写的日常生活片段换起的生活气氛另我们有所共鸣。更重要的是小说以六十年代的背景道出九十年代，甚至是世世代代的年轻心声。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有这样一本小说，我们通过它的文学语言认识到这样一个作家并与之达成精神默契。他深沉而质朴，谈吐优雅，格调别致，为人诚恳，触动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纯净的地方。能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但是村上春树和《挪威的森林》做到了。
【参考文献】：（1）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林少华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02
（2）杨兰《论挪威的森林的艺术特色》，今日科苑 2008/06
（3）王庆生《论村上春树小说的语言策略》，河南社会科学，2002/05
（4）吕秋薇《浅析挪威的森林畅销的原因》，商业经济报，2008年 第15期
（5）林俊超《清舞挪威的森林》，美文（少年散文），2006/06
（6）蒋敏《挪威的森林创作特色解析》，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2/02
（7）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及艺术魅力》，2000/07
（8）白烨《我读挪威的森林》，深交所，2007/04
（9）周淑茹《析挪威的森林畅销之原因》，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1
（10）肖锋《叙述事件的魅力——解析挪威的森林》，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2
（11）蓝凯泰《村上春树和他的青春小说挪威的森林》，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12郭勇《穿越生与死的界线——论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国外文学，2006/04